△胡高带着投诉证物进入市食药监局江北区分局。
一种汤料的外包装上未标注适宜人群，胡高因此购买了数十包，并将超市和厂商告上法庭。双方此前已多次对簿公堂。昨日，又到了胡高与被告、法院协商的开庭时间，在上次庭审结束时，胡高对被告喊道：“正好3·15，你喊记者来采访、报道嘛，你看他们（记者）是支持你，还是支持我？”不过，双方昨日并未如约开庭。
职业打假背后或有团队操作
双方上一次开庭是在2月初。
被告席上有两个中年男子，一个是厂商代表，一个是销售该商品的知名超市员工。巧的是，原告和被告三人都抽烟，双方只有在休庭时溜出去才过个烟瘾。而且由于只有胡高带了火，被告还只得找原告“借个火”。
然而，原告们需要克制的不仅是烟瘾，还有坐在对面的原告胡高的不耐烦。“你搞快点嘛！我下午还要去XX法院开庭。”看着手忙脚乱整理物件的胡高，厂商代表说。
他下午要面对的原告，疑似胡高的“团队”，寄出起诉状的地址、诉状格式、诉讼理由、购买商品的批次都如出一辙。他毫不避讳地对胡高说，下午开庭就是“你们的人”，说“你们这样搞，有什么意思”。对此，胡高未予回应。
这次开庭并无意外发生，和上几次一样：谈崩了，不欢而散。
在质证时，被告方没有像上次一样爽快承认证据的“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”，而是全盘否认，这多少让胡高有些意外和慌乱。
四处找证据打假，他忙得团团转
一个蛇皮口袋，十多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的都是证据。证据是啥？就是一种汤料，有袋装的，也有罐装的，大大小小的“杂包”，杂乱无序。
胡高认为这种汤料“未标注适宜人群”，已经违反了食药监局的有关规定，存在食品安全隐患；被告则认为，这是商标瑕疵，且已召回。
在提交证据时，看着眼前的杂乱无序，书记员愣了一下，小票和商品对不上号，这是无法固定证据的。胡高也犯了难，他这次拿到法院的，除了本次庭审涉及的证据，还把接下来开庭（已立案）的证据也带来了，本来就没一一编号，现在就更乱了。
胡高整理了一阵，书记员也来帮忙，几个人合力，才梳理好四十多包汤料及对应小票，剩余的部分汤料则需要胡高自行带回择日再交。胡高只好把散落一地的汤料包、汤料罐重新收起，一只手上挂了四五个塑料袋，另外一只手则提着蛇皮口袋。
“下次收还不是收，这次就把我这些（证据）收了噻……”
“还说呢，把你上次那堆瓜子领走，放在我们库房也不是事儿啊。”书记员所说的“瓜子”，是前不久胡高状告该瓜子的销售和厂商的一起诉讼中所提供的证据。那起官司，胡高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支持。
一袋几块钱的辣条可获赔千元
从法院出来，胡高还有一件事要处理。他直奔重庆市食药监局江北区分局，要投诉的是江北某超市的辣条，“里面添加了非法添加剂，这违反了《食品安全法》有关规定。”
胡高告诉记者，发现这家超市辣条的问题后，他找过超市工作人员，提出意见，要求其下架，但对方并不积极，他自己买了部分，并决定“先投诉，后起诉”。
这不是胡高第一次来食药监局了，他熟门熟路，很快找到了一个办公室说明情况。对于胡高的投诉，工作人员表示需要进一步查实，如若属实，这家超市就应受到相应处罚。
整个投诉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，最后胡高拿到了一张《受理通知书》。
对于买了多少袋辣条，胡高未予正面回应。这些辣条价格数元，若投诉所指属实，将违反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，一旦起诉，将获惩罚性赔偿，最低金额为1000元。也就是说，一袋数元购入的辣条将获赔千元。
“一切都不确定，投诉被查实、法院起诉判决、执行，等等，还有很多事要做。”胡高显得不怎么乐观。
不做厨师，改行做职业打假人
“你晓得最近央视曝光的XXX火锅那事儿吗？其实，关键视频也是职业打假人进去拍的……”说起“职业打假人”几个字，胡高显得很兴奋，不时向记者吐露点“业内讯息”。
胡高生于1990年，四川人，小学学历，在从事“职业打假人”以前，他是个厨师。
2016年8月，胡高在成都某县一家餐馆当厨师，他从一家小超市买到了有异味的面包，拿去退货时，却遭到了老板的拒绝。老板否认自己卖过面包给他，“你凭啥子，把购物小票给我拿来！”
在垃圾桶里，胡高找到了购物小票，跟老板对质。对方看了他一眼，说了一句“你要去告，就去告……”并嘟囔了一句“你们这种人……”仍然拒绝退款。此后，胡高才弄明白，自己被当成了职业打假人。
在搜集了一些资料以后，胡高做了一个重要决定，不做厨师了，转战“职业打假”的领域。
《民事诉讼法》、《产品质量法》……这样的专业书籍成了胡高的必读品，一有空，他就会拿出来翻翻。涉及的其他法律条文，也一一从书店、电子书当中查阅。
找超市，找问题产品，写辩论意见，搜寻类似案例……从初期寻找超市过期食品开始，到查找食品的非法添加，胡高在重庆和四川两地开启了“职业打假”生涯。
除了挨打，他还时常受到威胁
“很多人，主要是商家，都觉得职业打假人好吃懒做，只知道重复、反复购买，并以牟利为目的，提起诉讼。”胡高个人认为，这种观点有失偏颇，他觉得从业者非常辛苦，有时还冒着生命危险。
2017年，在一起与某餐饮企业的诉讼案中，胡高和其西南地区负责人对簿公堂。也许是因为庭审时言辞过于激烈，对方情绪激动，在休庭期间，说着说着就给胡高脸上来了一拳。
后经双方协商，打人者赔款4万余元。那场官司支持了胡高的诉讼请求，对该企业作出惩罚性赔偿。
除了挨打，胡高还时常受到来历不明的威胁。“短信、电话，辱骂、威胁，什么样措辞的都有……”
△满地的证据“杂包”。
△市食药监局江北区分局受理通知书。
■各方声音
商家：他们非消费者，涉嫌借诉讼牟利
前不久，一商家向记者提供了胡高和他们在电话里的“谈判”记录，最后的结果是商家“告饶”，协商金额私了。
“我们支持正常的消费维权，对于职业打假人，哎……”受访商家说，他们是做小食品的，本来利润就薄。在一次出货时，商标存在瑕疵，未标注适宜人群，正准备召回该批次产品，却发现已被人抢购一空。
此后不久，他们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原告除了胡高，还有另外3人，都是“职业打假人”。几个人在不同商场、同一时间一票（小票）一个商品的方式结算购买了数百袋该商品。
再后来，几个人在主城区几个法院分别起诉，轮流开庭，企业法人频繁出庭应诉，有些应接不暇。
“他们根本不是消费者，涉嫌通过诉讼为自己牟利。”在商家提供的电话录音里，胡高承认几个人住在一起，是“师徒”。
仅出自该商家的统计，胡高等4人在各区级法院立案的数量达到一百多件，若全部获胜，获利百万不难。
胡高：我只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活动
上游新闻·重庆晨报：你如何看待“职业打假人”？
胡高：我从来没做过违法的事，只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活动。而且我认为我不是职业打假人，真正的职业打假人是工商、质检、食药监、公安打假办。而我属于什么身份呢？用啄木鸟形容更合适，或者是食安志愿者。
上游新闻·重庆晨报：有商家提供了电话录音，说你在威胁对方。
胡高：没有的事，对方如果认为我威胁他们了，可以报警，我愿意接受和配合任何调查。有几次，反而是我自己遭到了威胁，报了警。
重庆晨报：每次打官司，你会想些什么？
胡高：每次打官司，都会做好最坏的打算，也就是打输嘛。法律的尺度、判决的尺度，由法院、法官来把握，我会看很多判决书，手机上装有“法条随身查”和裁判文书网等App。
律师：“职业打假”有违立法原意
“我们是职业打假的团队，想邀请陈主任及您的团队加入。您有兴趣及把握吗？”前不久，重庆康渝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晔律师收到一条信息。
记者了解到，“职业打假团队”在重庆并不鲜见，不少律师或法律人士表示曾和这个群体有接触。“他们也有师傅带徒弟的传统，套路都无外乎那些，瞄准法律法规和法院的判决，起诉或协商解决，以获取利益。”
“知假买假行为在食品领域，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？这是近年来争议颇多的话题……”国内知名的消费维权领域律师陈晔表示，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，其内在动机到底是日常需要还是借此获利，司法实践中也确实难以确定一个合理的标准予以判断，因为购买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，而不属于法律问题。
在陈晔看来，未证明其购买涉案食品的用途，其主观上存在获取高额赔偿的明显故意，就有违诚实信用原则，对正常的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，也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精神，今后应该会有进一步的规范出台。
■纵深
“职业打假” 有这两种套路
记者采访商家、职业打假人、律师及法律工作者，梳理出“职业打假”的两种套路：
1.购买“瑕疵”商品，向食药监部门投诉，以消费者的身份，促使其向生产者、销售者追责；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，以消费者的身份，向生产者、销售者追责；
2.购买大批“瑕疵”商品，轮流向职能部门举报、诉讼。向生产者、销售者追责，在诉讼过程中，通过谈判，协商让生产者、销售者作出赔偿。
不过，商家及法律人士表示，职业打假人在进行这些套路时，会事先摸清商家的底，查询其实有资本、经营状况等，看其是否“有资格”被打假，是否拿得出钱来。
■前景
牟利性打假行为 将逐步遏制
随着“职业打假”的争议，执法部门也不支持此种做法，有的职业打假人还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。
2014年，新《消法》的颁布，将消费欺诈的赔偿额度提高至“退一赔三”。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，首次明确支持对食品、药品的知假买假。职业打假人又迎来“短暂的春天”。
2017年5月19日，最高法在《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》中指出，将适时借助司法解释、指导性案例等形式，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。
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，在最高法的文件出台前后，动辄购买几十件产品，然后以标签瑕疵向监管部门举报，或者向法院起诉索取10倍赔偿的“打假”案件多被驳回诉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