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从一个跑腿的小伙计，到中国首富，胡雪岩用了30年。
从中国首富到一贫如洗，只用了一天。
胡雪岩的这一生，像极了他的名字：胡雪岩，即“为什么是雪中山崖”之意。他的人生之路本来犹如大雪封山，仰头是万丈绝壁，他却找到了攀岩的藤条；可是等到他费尽千辛万苦，终于爬到了人世的峰顶后，却又遭遇雪崩一样的巨变，一切都瞬间被吞噬，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。
好像他不曾是个穷放牛娃。
好像他不曾富可敌国。
富可敌国本是个夸张的成语，形容一个人财富巨大，但在胡雪岩这里，它却是货真价实的比喻：高峰期的胡雪岩，个人资产一度达到白银3000万两，超过了清政府的国库储备金。
晚清政府虽然积弱积贫，但它巨大的身躯与人口摆在那，仍是世界大国。胡雪岩竟以一人之财胜了一个大国的财政储备，实属骇人听闻。
更没想到过的是，如此金银满堂、呼风唤雨的胡雪岩，最后竟然在贫寒交迫中离开了人世。
世人都说，经商要学胡雪岩。
可是到底学他什么呢？
是学他发迹时的勤勉与胆识、步步高升里的长袖善舞呢，还是学他高空坠落里无可奈何的警讯悲歌？
毛泽东说中国的秘密在农村。没错，从社会矛盾的角度而言，“农耕社会”的属性一直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主体。
但是，假如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化转换进程中的波诡云谲来说，则中国的秘密在胡雪岩。
二
胡雪岩生活在清朝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年间，童年时是个安徽绩溪的放牛娃，没上过私塾，所有学识都由父亲传授，且只传到他12岁时为止——那一年，他的父亲去世了。
生活窘迫的胡雪岩，一个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小学生，就不得不孤身一人从浙皖古道辗转向南，先后寄身于杭州等地的粮行、商行、钱庄之间，从扫地、倒夜壶等杂役干起，凭着踏实与勤奋，总算换得了一个“伙计”的身份。
随后的胡雪岩运气不错。钱庄掌柜无后，视胡雪岩为亲生，弥留之际将钱庄托付给了他。如果按这样的人生走下去，胡雪岩应该能够养活自己，娶妻生子，将一生交代过去。
但他遇到了一个人，生命的轨迹从此改变。
这个人就是王有龄。
胡雪岩到底是如何认识王有龄的，史料上并没有确切记载。小说里演绎的胡雪岩早前挪用钱庄500两银票，相助王有龄入京找通关系，使得空有“捐官”虚位的王有龄得以实授了个浙吏官职，纯属虚构，并非事实。
但这不是重点。
重点是王有龄任湖州、杭州知府期间，胡雪岩居然转身一跃，代理起了政府的“业务”，办起政府性质的丝绸行，用政府的钱扶助当地农民养蚕，再就地收购生丝，运往沪、杭，脱手变现后再解交浙江省“藩库”，中间不需支付任何利息。
胡雪岩从中收获丰厚。
是不是很熟悉的味道？随着某人就任某市市长，某个商人的业务迅速在全市扩张，风头一时无两。
一点也不难想象，有了政府的委托与支持，胡雪岩的生意很快越做越大。
从丝绸、药店、店铺、钱庄，到军队粮械、政府漕运，随着湖州知府王有龄一路高升至浙江巡抚，胡雪岩的生意四面开花。时值太平天国、西方联军侵华的乱世之秋，胡雪岩掌控下的商业竟然握有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产。
胡雪岩攀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巅峰期。
让今日很多胡雪岩的崇拜者想不到的是，其实到了这个时候，胡雪岩已经无限接近了悬崖。
实际上，胡雪岩的故事本应就此终结。
他所以能逃过一劫，不过是纯属侥幸罢了。
三
1861年冬，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了。
表面上，王有龄死于太平军。太平军围城两月，杭州城粮尽，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。身为巡抚的王有龄苦撑不弃，城破之日杀身成仁，尽了一个封疆大吏的节义。
但实情是，城本不必破，王有龄本不必死。
因为彪悍的左宗棠大军就在靠近杭州的安徽、江西边界，只须他挥师东进，杭州之围便立时可解。因为太平军李秀成部根本无心恋战，他们行的是“围魏救赵”之策，围攻杭州是虚，调动清军以解“天京”（今南京）的困境是真。
但左宗棠大军却一直徘徊在皖赣边界，就是不入浙江。
左宗棠学历不高，中举之后一直考不上进士，只能以幕僚身份跻身官场，所以立功心切，热爱表现，经常吹牛说自己是当今诸葛亮。这么一个大神，为什么不入浙江显神通呢？
因为曾国藩密令他勒马观变，坐等王有龄城破人亡。
曾国藩为什么要看着王有龄死呢？
因为王有龄的领导叫何桂清。
《清史稿》上对何桂清的评价完全是负分。身为两江总督的何桂清，人品确实很烂，抢人家老婆不说，还在太平军兵临常州时，打死打伤求他留下守城的士绅数十人，弃城逃跑，东南官民对之人神共愤。
但若说何桂清是无能之徒，却并非事实。
还他在担任类似今天教育厅长时，就上书朝廷，痛骂本省领导军事懦弱，并拿出了对抗太平军的方案。就任浙江巡抚后，何桂清大力整顿地方军队，从财政上给予中央军强力支持，并与浙江提督邓绍良等人合作，多次击败太平军，收复徽州府、宁国府等浙皖两省多处失地，深受朝廷军机大臣彭蕴章赏识与支持，称之为“能臣”。
太平天国攻破清军“江南大营”后，何桂清却以功劳升任两江总督。正是在他的财物强力支持下，“江南大营”得以重建，并一度攻克镇江、九洑洲，合围了太平天国总部的江宁。
以一个区区教育厅长的身份，一路干到包围太平天国总部，要是何桂清没点真本事，怎么可能办得到呢？事实上，若非这家伙意志、胆魄不足，外加不得人心，近代史可能真没曾国藩的湘军什么事了。
这就绝不是湘军精英层愿意看到的了。
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鼓动人心，与两千多年传统儒家精神背道而驰，不可能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；而且精神领袖洪秀全一入南京就早早开始享受，上层领导腐化而内斗激烈，最终酿成“天京事变”，杨秀清、韦昌辉、秦日纲、石达开等各个核心的“王”死的死、走的走。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虽然太平军势头看似很猛，实际却不可能长久。
这样的话，由谁领导去剿灭太平军就是一件不世之功了。
这件功劳背后不但有名垂青史的无尽荣耀，还有实实在在的无数封赏、爵位、财富，哪个有抱负的能臣干将不怦然心动呢？事实也证明，后来的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鸿章湘军集团能主导晚清政治大局，湘军能出15个总督、14个巡抚，全拜剿灭太平天国所赐。
而王有龄是何桂清的同乡、主要辅助者之一。
所以身为湘军核心力量之一的左宗棠，怎么可能发兵救援王有龄呢？
假如左宗棠及时发兵，帮助王有龄击败“发匪”，那还不是彰显王有龄、何桂清们守土抗敌有功嘛！还不进一步加强了作为竞争者的何桂清集团的功劳，又能有湘军什么事呢？
只有王有龄的浙江丢掉了，曾国藩、左宗棠的湘军才能去拿回来，扩大湘军势力版图。因为同为朝廷军队，湘军只能收复贼匪侵占的失地，而不可能从同僚手中夺取朝廷的封土。
在不世巨功面前，牺牲一个王有龄算什么？
所以就可以看到，当曾国藩取代何桂清成为“两江总督”后，久拖不决的“何桂清弃城逃跑案”很快就有了定论，在曾国藩的力主之下，朝廷最终置众多求情声于不顾，在北京菜市口当街处死了何桂清。
曾国藩湘军要崛起，何桂清集团就必须衰落。
即使在儒家仁爱、克己复礼的面纱之下，两千多年的庸俗政治也从来一点都不温良恭俭让，有的只是千年不变的你死我活。
那么，糊里糊涂夹杂在其中的胡雪岩又处于什么位置呢？那个时候，帮办打理浙江财政的胡雪岩，正是王有龄的左膀右臂，何桂清集团的得力干将。
连何桂清、王有龄都死了，胡雪岩能活吗?
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
事实上，如果不是受王有龄之命出城买粮征粮，被围困在杭州城的胡雪岩，结局也必然和王有龄大同小异。
胡雪岩能逃过这一劫，但并不代表他就真的从此逃出了政治牺牲品的序列。
中国不是美国，胡雪岩不是特朗普。从古至今，以商人身份卷入权力范畴的，很少见到能够落得好下场的。
这是因为以中国商人的思维模式，即便生意版图做得再大，也并不足以理解中国大历史背后的政治文化。
四
买了大批粮食的胡雪岩，因为太平军封锁了交通而无法进入杭州城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王有龄城破人亡。
王有龄杀身成仁了，胡雪岩又该去哪呢？
乱世之秋，闹饥荒的不止杭州城，左宗棠大军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因为缺粮，左大将军的部队已处于士兵哗变的边缘。左宗棠心急如焚。
然后胡雪岩就孤身一人去见左宗棠了，就如他13岁孤身南下谋生时一样。
然后胡雪岩就把20万石大米送给左宗棠了。
然后左宗棠对这位雪中送炭的大商人就感激不尽、信任有加了。
在左宗棠的提携之下，胡雪岩因祸得福，生意逢凶化吉，并从此更上一层楼——毕竟，左宗棠作为晚清“中兴”的一代名臣，其能量之大，远非区区一个王有龄可比。
此后，胡雪岩被左宗棠委任为总管，不但再度主持浙江全省钱粮，其胡氏钱庄还经办军饷，协助购买军火，钱庄甚至大量受理清军从战乱中掠夺来的钱财存款。
短短几年，胡雪岩就将钱庄、药店、丝绸、茶叶发展到遍布江浙，家产超过二千万银两，加冕“中国首富”。
长袖善舞的商人胡雪岩，随着官商之路可谓越走越远，生意版图一步步遍及天下，企业的规模从早年的掌控浙江半省财产，直至到富甲大清天下，个人财富直逼朝廷财政收入。甚至多位朝中大臣、满族王公、亲王贝勒也都成了胡雪岩“阜康钱庄”的客户。
故事到这里，看起来一帆风顺，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。
故事到了完美，一般都是悲剧的开始。
这样的剧情并不稀罕。
比如平西王被法办前后，福布斯榜上富豪、有着各种“神奇”创业传说的徐某病死狱中；比如擦掉他们名字、填空成别的一堆名字也一样。
这些年来，屡屡抓出的腐败大案，足够震惊两千多年历史的了。它们的背后，又哪一个背后不站着一个胡雪岩的影子？几乎每一个在被惩处的官员背后，都有搭档着某个或某几个商人凋零的身影。
几乎很难说清有多少个城市或多或少地生长着这样的故事，更别说众多县市、乡镇的无数小号的胡雪岩们了。
它们那样恣意发育着，生长着，不受控制地走向它们的宿命——瞒天过海，或者万劫不复。
假如只是从道德、法律、纪律层面去刨根问底的话，一定是刨不清楚、问不到底的。
在每一个对权力或满脸堆欢、或战战兢兢的背后，都埋藏着一颗官员、商人、社会三败俱伤的种子。它是不是发芽，或者什么时候发芽，只是看机缘是否合适罢了。
因为一旦公器私用之后，身在其中的人，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能有效驾驭人性的欲望列车。
最终，那些巨贾与大卿们起起落落的大剧背后，那些官商悲欢故事的背后，不但是一个个体的失败，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要走向未来必须避开的沼泽地。
这样的故事，是中国社会推翻“三座大山”后的第四座大山，是催弱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慢性病毒，是伴随着古老的中华农耕文明生长出的一枝妖艳的罂粟花。
这一枝罂粟花，就叫做“权力崇拜”。
它的花瓣有两朵：
一朵叫做商借官势，乘风而起。
一朵叫做官取商势，飞流直下。
胡雪岩的大半生都得意于前者，最后却倒在了后者脚下。
而它们的源头，是两千年的大陆农耕文明。
五
“权力崇拜”本来就是人类的共性之一，并非中国独有。
不同是，在中国，它更根深蒂固、更深入人们骨髓，其生命力之强劲也更历久弥新。
这种意识的形成，是由中国辽阔而不断扩大的统一疆域、构成农耕社会所必须的适宜平原与气候、儒家大一统礼教之三者合力造就的。其中牵涉巨细，在此前的一篇《自由之花终将开放》的文中，本人李不太白已略略涉及一二，读者可在文末“阅读原文”处参阅。它太过说来话长，将来可以独立长文另说。
此处不再延展过广，只作简单分析。
古代的地方官员，有一个特别称谓，叫做“牧”。
比如三国时袁绍为冀州牧，刘备也做过徐州牧；即使在法儒精神兼备的《管子》一书里，第一篇也叫《牧民》。
什么是牧呢？牧就是放牧。
但它可不是说草原上放马人的，而是论述如何统治人民的。
人民居然可以用“牧”来统治，难道人民竟然是马牛羊吗？在古代统治者心里，差不多是这意思。民多愚则国好治，愚民跟马牛羊一样，都是国家的驯化的对象——只不过儒家说得好听点罢了，叫做“教化万民”。
虽然儒家一直倡导说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但在社会实的际运行中，这个嘴上的次序却一直是倒过来的：君最贵，江山第二，人民最末，兴亡都是一个苦。
牧，这种骨子里的权力傲慢，一字见真章。
这样两千多年一直“牧”下来，就驯化出人民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脑子里固化地建立了对权力的绝对畏惧、绝对依附以及绝对崇拜。
官是什么呢？是父母，是老爷，是主子，所以都叫父母官、官老爷。与之相对的，人民当然就是不肖子孙、仆人、奴才了。
哪有一点“民为贵”的影子呢？
其实“儒家”这种哲学思想，从诞生以来，就是以为权力服务为目标的。儒家对权力的依附、对权力的礼赞、对权力发自内心的服从，也是诸子百家中最为坚决而深情的——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儒家最受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欢迎，最终也才获得“废除百家、独尊儒术”的垄断地位。
一个新王朝的建立，从来靠的都是暴力，枪杆里出政权，哪有儒家什么事？但一旦王朝的战事大局已定，儒家就大受欢迎了，因为它非常有助于帮助统治者驯服人性、收服人心，最终达到制服人民的统治目的。
孔子念念不忘的是恢复“周礼”，那么一共四万多字的《周礼》到底是什么呢？说来实在枯燥无味，全是流水账一样的记录了西周三百多种不同官位及其职责。除了君王的各种国家大典的礼仪外，甚至对不同官位的人应该如何穿衣、吃饭、用什么寝具与餐具，都有非常细致而严格的规定，所以《周礼》也叫《周官》。
孔子一生努力的目标就是通过繁复的“礼”，恢复权力之下的尊卑秩序。
对于农耕文明来说，这种严密的尊卑秩序是有利于社会稳定，从而保护依赖于天时的农耕作业的。它不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，客观上说，它对当时的社会来说也是合理的。
但当时间走到了今天，稍微想一下，就知道这种主张是与现代精神背道而驰的。现代社会竞争需要的是核心是创新，而创新的种子来自于心灵的平等、自由，来自于打破常规的开拓、探索与合作，这些基本诉求又怎么可能在这种层层叠叠的权力秩序下开花结果呢？
因此春秋战国之后，自秦汉以来，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思想基本就死了，一直在翻来覆去诠释儒家的那一套。即使是被后人捧为“圣人”3.0版的王阳明，其“心学”之论，也不过是对宋儒“程朱理学”否定人性的再否定，再次回到孟子性本善那里罢了。
像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那般繁花并茂、思想创见层出不穷的局面，再也没有在中国出现过。
因为人们心灵上的那种平等、自由、明亮的春秋风骨，早已荡然无存了。汉代儒家统治地位确立后，华夏思想的天空进入了万古长夜。
封建王朝需要的知识分子，不过只是维护权力三纲五常的顺从者、守旧者与执行者罢了。
传统社会的儒家知识分子，毫不夸张的说，他们面临的处境只有两个：
不向权力靠拢，就不得好活。
不向权力臣服，就不得好死。
二十四史读来读去，都是以“权力”为中心的历史。所谓成败得失，说的都是哪个国君明，哪个昏；哪个大臣忠，哪个奸；哪家兴，哪家亡，全是围绕“权力”展开的。
很少有作为独立个体的“人民”层面的记录。
权力崇拜根源如此之深，正是两千多年农耕文明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，实在难以轻易撼动。
以至于到了民国的近现代社会，权力崇拜者仍然视自己为天下主人，依然可以无所顾忌的予取予夺，即上文说的第一朵花瓣：官取商势。
而近代企业家们从诞生之日起，就无法摆脱对权力的心惊胆战。
比如民国的企业家先驱们。
六
民国的企业家有过黄金时代。
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前后的二三十年间，世界物资普遍匮乏，市场需求旺盛，再加上中国鬼使神差的居然站队到“协约国”一方，稀里糊涂的赌对了方向，于是作为“交战国”与“胜利国”的中国企业家们，产品并不担心销路问题，只需开足马力生产就是了。
但到了1930年代后，市场趋于饱和，日子渐渐就不好过了。
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，1934年春夏之际，无锡荣氏兄弟的申新公司就遭遇了经济危机。
荣氏兄弟的公司是个超级大集团。创办人荣宗敬、荣德生兄弟是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，即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父辈。其创办的纺织、面粉等21家企业，“在衣食上拥有大半个中国”，是享誉民国的“面粉大王”、“纺织大王”，也是毛泽东口中的“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”。
这样一家公司遭遇危机，背后是十几万工人及家属的生计，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，实在堪称是民国东南半壁江山的大事。
民国中央政府一定施以援手了吧？
手的确是伸过来了。
不过不是援手，而是权力的贪婪之手。
时为民国政府实业部长的陈公博，盘算着乘荣氏公司的危机，由财政部以拨款300万元，以救助之名行蛇吞象之实，接管荣氏价值高达8000万的产业。好笑的是，陈公博最后之所以没有得逞，还是因为财政部长孔祥熙也跟他一样在觊觎荣氏产业，特别不想让陈公博的实业部独吞他们眼中的这块“肥肉”。
逃过一劫的荣氏企业，两年后再遇第二劫。
这次是扮演狼外婆的是宋子文。
到了1936年初，纺织市场仍然处于棉花贵、纱布贱的“倒挂”行情，生产一件纱就亏本一件，但不出纱的话工厂就要倒闭。荣氏公司的危机并没有缓解，荣宗敬只好找到中国银行求助，却不料正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的下怀。
宋子文一年前就已谋划以增加资本、发行公司债、以债券来还旧债的方式来吞并荣氏公司的方案了。其吞掉荣氏公司的方式也很见他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博士派头：简单直接！他说：“申新这样困难，你不要管了，你家里每月两千元的开销，由我负担。”
最后由于其他银行家的反对，宋子文才罢手。
这两次劫难真是让身为企业家的荣氏心惊胆战，传记中的描述是荣宗敬连当面拒绝宋子文的话都不敢说，只是之后与人说起时，表情痛苦到要哭的样子。
其实荣氏兄弟并不孤单，另外几个著名实业家都曾遭遇到了与他一样的险恶算计。
抗战胜利前夕，宋子文又想要吞并民国“火柴大王”、“煤业大王”刘鸿生的煤矿，就几次找他商量，要与他合营。既怕又恨的刘鸿生无力抵抗，不敢拒绝又不能答应，只好聘请“中统”首脑陈果夫、陈立夫CC系的人担任总经理，利用宋子文与“二陈”的矛盾，从而避过产业被吞掠之灾，却从此处处受宋子文的打击。
在权力的群狼环伺中艰难求生的，还有民国赫赫有名的卢作孚的“民生公司”。
卢作孚是一个立志以实业救国的民族英雄，他一手创办的民生航运公司，不但在与英美船队长江竞争中胜出，而且是在抗日战争中为民族立过大功的。
据傅国涌先生的《大商人》所记，1938年，抗战最紧张的时候，若非卢作孚不舍昼夜的亲自制定运输方案、亲自指挥民生公司22条轮船打破长江枯水期航运规律、无条件出死力抢运，遍地堆积在宜昌的9万吨军用物资、兵器航空工业设备、机器工业及轻工业设备，是不可能逃过日军的轰炸的，那可是当时中国仅存的一点国家元气。
假如这些物资没了，则中国在二战时就再无生产能力了。
此后，民生公司又抢运出武器弹药30多万吨，运送出川军队270万多人，民生公司为此损失高达400万元之巨、死伤船员近200人，但他们像战士一样在所不辞。
晏阳初说这是“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”，《大公报》说它“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并没什么两样”，卢作孚自己说“我们比敦刻尔克还要艰巨的多”。
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企业， 宋子文、孔祥熙也一直想据为己有。
宋子文先是安排其兄弟宋子安做了民生公司董事，接着又要他掌控下的中国银行投资民生公司，这样他就可以成为民生公司董事长了。早就看中民生公司的还有孔祥熙，几次想通过中央信托局名义投资民生公司、出任董事长。
不能如愿时，宋、孔就处处刁难民生公司。
小企业，自有小吏敲诈你，等到企业做大了呢？又有权力大鳄的血盆大口盯着你。
民国那些做出规模的企业家，表面上是人前人后一马平川的繁花似锦，其实无时不处在风雨飘摇的黑夜里。
卢作孚说：“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，时时感觉痛苦，做得越大越成功，便越痛苦。”斯言已矣，其中辛酸甘苦，只有身当其中的人才能体会的吧！
勤勤苦苦一生经营，到最后家大业大了，谁负谁胜出却只有天知道。
文艺青年们怀念的民国腔，不是对历史残忍的无知，就是惺惺作态的矫情。只须看看那些真正民族的实业家们的传记，你就会知道他们在面上对民国政府重重摊派、搜刮是怎样地敢怒不敢言，又在内心深处对权力的巧取豪夺是怎样地如惊弓之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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